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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重如山的教导

　　　　　　　　　　　　　　　　　　--数学大师华罗庚指导我们做应用数学　　杨德庄

（一)机缘、感悟、收获

1958年，一所新型的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国科大）在北京创办，那年我有幸考上中国科大数学系。入学后的第一堂数学课座无虚席，同学们和专程赶来听课的中科院和北京高校的老师们，静静地坐着等待上课的铃声。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因为来讲课的老师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崇拜的大数学家华罗庚教授。终于铃声响了，华罗庚和他的助手王元准时出现在教室的门口，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华罗庚教授讲授数学，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他目光炯炯，又和蔼可亲，似乎在他的周围有着一个巨大的磁场，深深地吸引着所有在场的人，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数学家华罗庚。

当时我只有18岁，来自中国福建山区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听不懂更不会讲普通话，只有全神贯注地盯着黑板做笔记。下课了，我还在抄黑板。华教授想了解同学们是否能听懂他讲的东西，我被叫到讲台旁。当时在场的有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他们记录下了这个镜头，留下了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一张照片，也是我与恩师的第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相继登载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上。这就是我与华罗庚教授几十年亲密接触缘分的开始。

从那时起，由于强烈的崇拜、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使，不管是在课内还是课外，我都在细心的品察、思索华罗庚教授的言谈举止，总想从大师那里多看到些智慧之光，多学点东西，多吸收点灵气，多得到些教导。与大师相处二十七年，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心态。正是这种心态加上机缘巧合，我确实从大师身上得到了许多珍贵的东西。

我们尊称华罗庚教授为华老，这与尊称中国科大校长郭沫若为郭老一样，既亲切又崇敬。在华老诞辰100周年的今天，回顾华老对我们的教导，对我个人来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学生时代的课内外教导；留校任教时期（中国科大下迁合肥前）共同探讨应用数学普及推广之路的试点；中国科大下迁合肥时期长达八年往来书信的指导（华老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留在北京），以及亲自把我调回北京后的教导。

回京后，对我最重要的教导是华老在北京医院住院疗养期间跟我的长谈。他给我讲述了为发展中国的数学事业，他个人探索开拓的人生经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关于发展应用数学的思想与观点，他评点自己的工作，也点评他人的工作，其中包括国内外的数学家，也包括他自己的学生。这些评点深刻、中肯、各有各的灵气、各有各的亮点，对我产生一种新的启迪。

那时华老让我隔一天到医院看望他一次，亲切长谈。这是我此生从华老那里收获最丰厚、数学境界提高最大、视野大为开阔、经历最为宝贵的时光。尽管每次聊天式的谈话，经常被来看望他的客人打断，但华老与客人之间的谈话，对我来说又是另一种机缘和收获。如活佛班禅大师、艺术家崔嵬、上将吕正操、教育家刘达以及当时各部委的领导人和全国劳动模范，他们对华老非常崇敬，对华老作为科学家为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给以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赞不绝口。送走他们，我们又很快恢复了无拘无束的“聊天”。今天下笔写作，所有这一切，历历在目，历久弥新，仿佛就在昨天。

我想华老每次对我的教导，意在开启我的悟性，让我有更深刻的领悟和思考。他有许多话要说，但很慎重，不愿直接发表。这与上世纪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初不同，那时他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如何做学问、求知识的文章，那些文章是他从事纯粹数学研究长期经验的积累。做应用数学与搞纯粹数学不同，他正在探索。因此不想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他的想法。

他深知我的为人，华老说：“话说到你那儿就终止了”。华老的教导使我的认知不断深入、悟性不断上升，华老对我说：“将来时机成熟了，适当的时候可以发表他所看到的东西和他的观点”。华老仙逝之后，我在感恩的同时，也出于对历史的责任感，一直致力于总结华老的思想，特别是他在中国发展应用数学的重要观点，我将放到后面的章节叙述。本章接下去的内容我将继续写机缘、巧合与收获，把在北京医院长谈的一些内容放在各个相关章节，也许这样脉络清晰，也不至于重复。识积累往往更深刻、更可贵，更锻炼人的直觉能力、洞察能力和灵活性，直接影响人的思想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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